无用之用——理解文科的消亡
我之前写过几篇关于文科的文章，谈论未来社会中，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进化，文科甚至其他学科都会逐渐被取代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文科的蔑视以及误解，实际上不可能有一个通解。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尝试去真正理解我们该如何处理自身的处境问题——但哲学帮不了我们，社会学、政治学也一样。
归根到底是因为，文科本质上是一种对于人的行为和思想的研究，而不是自然科学。文科是用以解释人类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如何可能的，而不是解释已经成为事实的状况。而人最根本的需求通过自然科学方法都能解决，文科则不能，所以当大多数人还处于一种生活的枷锁累累的状况时，人们是不可能谈论文科的——过去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思想想要发展，必须要确保有多种因素的互相保障。
首先我们得理解，什么是文科，我们之前也有过一定的解释，当时我们对文科的理解，现在看来还是有些不恰当，我们不妨更简单一些，我们会不会认为物理学、化学是理科？而哲学、文学之类的是文科？——我想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想，但是现实是，这些分科并不是对人类思想学术的真实反映，而只是在我们在大学产生以后，对思想进行了学术性划分而产生的分类，在现代以后，文科、理科、工科之类的称谓频频用以划分大学学术专业，所以才出现了具体的科类学术分型。
实际上物理学、化学、哲学、文学，这些东西作为人类自身思想史上的重要构成，他们本身都是无价的，我们不妨说实际上所谓的理科，更像是哲学上为人区分的两种类型——即理性思想的末端输出，以及感性思想的末端输出——其本质是，理工科需要复杂的数学计算，逻辑关系能力，往往需要更复杂的理解力和自反思、分析能力，这就需要理工科研究者往往更注重经验事实，这一点在逻辑实证主义者身上最为明显——当然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于理性、客观这些概念都有所龃龉。
必须要承认的事是，人类的理性并不是发于理性，也就是说，理性的起源也是感性。这一点似乎不难理解，因为一旦我们宣称理性的起源也是理性，就陷入了一种无限自循环的荒诞局面，所以理性之起源，必然是感性的驱使——或者一种元理性，而非是纯粹的理性本身，康德本人为伦理道德设定了一个最终的保证，即所谓上帝——这是因为康德无法想象到，如果没有道德最终保障，人类的道德会从何处起源。从这个角度看，文科本质上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取向，从马克思角度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说法是被深刻体现的，那么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包括哲学在内的所谓文科学术，实际上是建筑在经济基础上的，但这也造成了实际上的两难。
首先是文科学术理论上是高于理工类学术的，饱暖思淫欲，人在满足了自身最基础的要求后，会有许多更高的精神维度的追求，思想本身就是一种，所以古代西方社会的哲学不是起自于奴隶，而是来自于苏格拉底、柏拉图这群有闲阶级，这本质上导出了一种结论，即我们必须要在建立了足够的社会经济基础之后，才有可能真正重视起文科——因为最显著的文科学术，比如文学，音乐、绘画等，通常只有在我们解决了经济问题时，才有可能。
其次是，不可能一点上层建筑不搞，而只搞基层建筑，虽然我们用建筑做比喻，但这并不十分恰当，因为我们不可能只搞理科而不搞一点文科，因为要知道科学技术发展如果没有文科指导，往往会造成一些恶的结果，科学毕竟是中立性和客观性要比文科艺术之类的大很多，所以我们是否能认为，哪怕是作恶的科学技术也该发展？科学技术如果没有伦理学、正义论等理论约束，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哪怕让独裁者掌握杀人于无形的高科技也是应该的？
就这两点问题看理论上虽然应该会有对文科学术表示蔑视的状况——但一般正常社会都不会这样，比如欧西社会虽然文科在整体程度上都有一种下滑趋势，但是像历史学这种学术，在中国和在美国其就业前景显然呈现出了两种极端，我们的社会状况，造成了今天，这种思想成为了一种主流，我实际上想提供一些分析，但是自感资质不够，所以就我自己零散的看法，谈谈我的观点。我认为目前我们主要要搞清几个问题——这样文科才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得到长足发展。
第一是政治因素。
首先我们要谈的话题，竟然是政治因素——很多人耻于谈论政治，或者说恐惧政治，把政治作为一种忌惮，尤其是一听到谈论国际大事，国内大事的人，就联想到一个被污名化的词，谓之键政——事实上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正因为我们是人，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旗帜下长大的人，就更需要谈论政治了。
政治本身没啥神秘的，无非就是国际之间的交往与交恶，以及国内各种事务的处理，我们本次所涉及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国内政治因素，所谓国内政治，到底会对文科发展产生什么影响，我相信读书的人大概都不难理解，他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方面，即政府层面的政策支持以及支持力度。
其实这一点我们都不难理解，从国家政府层面来说，学术往往不是第一追求的要素，因为国家成立的根本原因，就不是为了学术，而是对社会以及群体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基于国家层面看，没有必然的义务要去为纯粹理论的学术给出过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这一点其实理工类和文科学术相对而言都是差不多的，但是理工类有一点是，即便是纯粹的理论理科学术，比如物理学、生物学等，他们未来能做出相对贡献的可能性也要比文科类学术大得多——因为理工学术都是有迹可循的，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方面有足够的经验能够让研究者拿去进行反复操演，但文科学术做不到——或者说很难做到。
这必然导致国家在进行选择时更多地把目光或者投资兴趣放到理工类学术领域——并且在过去一些年来，我们也充分认识到，要让国家从一穷二白追上世界强国而拥有与世界匹敌的技术能力，我们必须要把精力和时间放到技术的发展上去——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他们的纯粹理论部分也不是一直会发展下去的，因为理论提出往往很简单，而结合理论做的实验，却可能产生两种情况，第一是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验证，比如数学史上某些猜想，从提出到解决最终可能要经历数百年，这数百年，哲学艺术可能已经经历过不止于两三次的彻底转变了，第二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惊讶地发现，或许只有在我们尝试到无数次之后才能发现这个理论并不是难以解决，而是根本无法解决或者就是一个错误理论——这与文科也不相同，一般而言，理科学术的理论，只要不是过于离谱，同行往往不可能一次性就发现其漏洞，但文科却能——因为文科理论所针对的问题，往往本身就没有确定回答，所以即便一个回答似乎很有道理，他人说，这个理论还是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些理论就很容易被攻击和修改。
在这种情况下，理工科真正的有用之处，实际上也是应用——也就是说空悬的自然科学理论往往也不会被大众轻易承认——或者人们只会认为那是多么高深的理论，而人们往往更看重转化率，比如研究发明了一种新药，人们关心的不是这种药到底是什么原理，而是这种药能不能治好我们的病，以及他的售价我们是否能承担得起——假设你哪天说，发明了一种用黄金治疗癌症的办法——你认为大众会高兴还是批评，虽然这看上去确实是一种技术、科学上的进步。
文科学术不具有这种现实的应用性——或者说很少，没有人会用文言文和他人交谈一天的八卦，没有人会和家人张口宋太祖，闭嘴汪精卫，这些东西往往都会成为一种炫耀学识——却反而彰显你很无知的东西，也就是说，文科本质上是对我们存在的价值和存在意义的探寻，所以文科中有很多需要感性处理的东西，并且很多文科学术的表现它不像理工类那样，表现在明面上，你所要做的事仅仅只是从不同角度去解释他们，而文科你所要做的事，首先还得先去理解他们的理论意义。
故而文科在实用领域往往不被重视，在国家层面，这种被轻视的表现往往还体现在研究项目与经费的减少，在中国这种国家，由于思想政治优先，一些文科学术搞的项目也非常抽象——我认为没有一个人会认为理工科的研究课题很奇怪，但文科就是可以，他们可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如何指导一切，却对理工类一点都不懂。这就导致，国家支持的文科学术，多半也会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唱歌学术，而不产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所以我们似乎也不难理解，国家政策即便对文科有所倾斜，其多半也是带着目的的，这种目的还和一般对理工科的倾斜目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文科似乎也就只有自谋出路或者必须要做到极端的出色，人们才会对他产生一些重视。这个问题似乎不难理解，国家所支持的东西，往往代表着一种未来的发展方向，如果国家重视文科，那么文科不难迎来舆论以及经济方面的善待——在一个长期集体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更是多见。
二是社会舆论引导。
我们在研究死刑问题时，常看到一种说法，说的是要对民众进行舆论引导，让大众对死刑祛魅或者不再迷信死刑——说这话的往往也是文科从业者，比如法学家。我们从经济角度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理工类学术思想，但是国家治理往往是依托于文科的，比如国家总开关的政治学、法学，政治学是一种研究国家行政、权力、正义等问题的重要学术，司法也在之中，一个国家的元首可以是理工科出身，但是一个国家的法官绝不会是一个程序员或者水利专业人士，从这个角度看，引导民众，往往是一种复杂的治理逻辑的博弈。
我们能引导大众去高看文科一眼吗？我想似乎不能，根本原因是，我们必须要明白，这本质上是一种循环论证。政治学手段是文科的基本理论，司法也是文科手段，甚至舆论本身也是上层建筑，我们想通过上层建筑来引导大众去理解和认可上层建筑——在经济基础尚未稳固的条件下，这不等于是说，我自己让别人说我很帅么？
换句话说，国家当然需要去做舆论引导，但是最根本的不是引导舆论，而是当国家掌握文科工具作为统治或者治理方式的时候，必须要保证自身是经得起检验的，比如舆论机关对舆论是如何处理的，行政机关是如何做行政的，司法机关是如何做司法的——这些年来针对民众关心的问题，这些单位似乎都做得不能说是尽如人意，至少也是不孚众望。
在这种情况下，从舆论角度去为文科正名——包括在不同的媒体上写文章重新建构文科的学术价值或者实际应用价值，其作用都不会很大，反而会引起大众的群嘲甚至反感，这不能说是积极了，简直是在自毁长城，反而是让民众形成了一些新的刻板印象。故而这恐怕也是一种巨大的坎。
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都应对的是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与实用主义思想，因为从政治角度看，他往往具有一种强迫性和强制力，政治能力可以通过强制力改变社会风气，这就导致，如果政治方面引导和着力发展文科，那么文科研究必然兴盛——但是这只是一种积极干预，也就是说虽然有影响且影响力还不小，但是因为依附于政治，受政治印象和引导舆论——文科学术也会部分失去其价值中立性，其实最理想的办法，是有限推进，并保留部分开放性。
其实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文科和理科的争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本源可能还是从我们把人类的学术区分文理之后，所以这必然导致一个问题——历代以来文科一直都是无用的——在某些人嘴里。
所以，早在改革开放以后，就一直有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讨论——美学专家叶朗在 1997 年的一篇文章《学文科没用吗》中指出：
如果忽视或者轻视人文学科，必然导致整个民族精神水平的下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庸俗化。
-- 人民日报 1997 年 4 月 18 日 星期五 第九版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问题似乎不难理解——叶朗先生说的并不十分准确，人类社会的所谓精神水平，并不完全依赖于文科学术，但是这句话总体上还是恰当的，因为理工学科终于是要解决问题的，也就是说其工具价值要比文科学术大得多。
其实我们今天的问题，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那时候人们往往也需要争论大学教育的职业与学术纷争——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提到过，纯粹的理科理论实际上和文科是一样的处境，因为当社会以某种产生价值尤其是产生经济价值作为标准去衡量有用无用时，他们就是毫无差别的——这种价值观塑造，却恰恰是文科导向缺位的现实造成的。
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那种以儒家为主导思想为准的社会出现大量商业发展现象，本质上就是原教旨意义上的儒学缺位与现实性、人类感性体现为主的儒学大行其道的结果，当然这还不算是人文价值的缺位，而是一种伦理倒置——不过我们依然不能忽视的是——政治一直尝试给人文学科挽尊，要知道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似乎不难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搞哲学需要闲暇时间——西方人文学术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有很多人根本不需要为生计发愁，所以人们有资格和能力去研究哲学——在近代学术分科以前，哲学基本上是唯一学术，因为它既研究物理，也研究生物、化学，以及最根本的人及其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甚至语言。
海德格尔尝试给哲学划界限，但是我们终究还是要问一个根本问题——人，或者说一种此在，他既然生而被抛入世界，是必然的在世存在，人对于存在的追问本身就是存在的一种形式，那么似乎可以认为一切人的问题都是哲学——但今天为止，人们恐怕已经不会这样想，物理的归物理，哲学的归哲学，但我们为什么非要将其归类到政治——这是因为，人文学科有一个经典问题——就是我们搞理科是为什么。
哪怕你说赚钱，但是最终钱是为什么服务的，钱难道就只是拿来看的么，人们就花钱去买吃喝拉撒用，人们也同样需要在精神方面买服务——理工学术最终服务于政治，国家与社会治理，想想看，卫星上天，搞高科技联网都玩不了建个防火墙——这是为谁——所以归根到底像罗马这样的社会发展不出来什么哲学，今天看来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反响。
第二是文化因素。
说到文化，我想没人会反对中国文化的悠久性以及厚重性，这历来被我们视为一种在世界上炫耀的资本，然而文化的长，似乎也是一种失败。——想想看，基督教对于儒学而言，算是新的还是旧的？
大多数人可能意识不到，儒学的发生时代，尤其是所谓圣人孔子的时代，其实也就比基督教早数百年，而伊斯兰教则更后，但是他们的所谓传统，也不过一千四百年左右——从这里看，一个外来文化之所以看起来新，无非就两个因素，第一就是他真的是新的，刚发生不久，第二个就是他是外来的。
所以我们似乎也不难认识到，当我们说中国文化悠久的时候，国外似乎也不是很短——当然对于伪史论来说另当别论——这个问题可以转过来看，中国儒学现在的思想虽然有西方因素影响——包括马克思——但是在中国与世界普遍接触之前，儒学也早已融合了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三教合一思想在宋元时期已经很明显了，以至于到了明晚期甚至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三一教。
本质上说，即便是中国文化中，也有很多外来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反而出现了排外思潮，说到底与西方的作为是分不开的，但我们似乎意识到只有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情况下，本土文化才有可能发展的更好——可是这里面还是无法根除一些认识因素。
这一点，可以从赚钱这个文化角度看出来，长期以来中国社会中底层社会有多部分民众发展不均衡，导致富人富起来非常富有，穷人穷起来非常贫穷，这与现代社会有些相似，当多数人为生活所困时，当然人们不会认为某些具有意识形态价值的，只有富人才能搞起来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就看吧——中国古代社会所谓最后两个圣人——王阳明和曾国藩，似乎都是以官僚、统治阶级为底色的。
中国古代社会很奇妙，因为实施了长期的科举制度，导致读书人拥有很高地位，于是读书人可以想办法写诗歌，写文章——中国古代社会中真正可以叫做科学家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会把文科学术专业人士拿出来，作为传统文明的代表人物，我们会骄傲唐诗宋词明清小说。
现在，我们更会以科学家为骄傲，这本质上也是因为经济和世界局势变化催逼着我们必须要从现实物质条件中大搞发展。但要是从文化角度思考的话，其实长期以来我们都没有脱离一种文化看法——他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各种不同民族和历代的生民大众之中——那就是能创造价值的东西，才是好东西。儒学，这个东西虽然是一种文化背景，但始终只是一种道德与伦理约束，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贫而精神富裕的人，不会很多——有钱有闲的人或许也会出很多纨绔子弟，但如没有钱和闲，这两个基础，文化是很难有变革发展的。
在文化方面，实际上不可能有所谓的新的严肃的变革，因为就我们目前的观察而言，我们所能见到的文化创新，基本上都是打破了一些固有传统的，现代化或者后现代的转变，而不是对传统的延伸和转化——也就是说虽然很多文化打着本国文化的旗号，但本质上已经是一种以外部或者现代化为起点的文化，其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和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是割裂的——这必然导致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新的文化，和传统一点都不像，这也是产生复古情节的重要原因——这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回到古代社会，也就是那个，所谓的文科能够大放异彩的时代——现代社会真正高深学问——高级文科学术，往往只是被掌握以用于思维训练的，而我们人类由于发展了数千年，能够被人文社科所解释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结论——而不能被解释的，却展现出了一种无法统一回答的表现。
也就是说，理科比如数学，可能有一个固定的解答，文科却不能有——这导致文科的理论不管哪个虽然都看上去风生水起，但人们依然可以完全将其否定而提出另一套理论——并且同样风声水起。在这个角度看，我们似乎很难说文科有什么理由不被重视——因为光从哲学角度看，就一个存在问题，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一直争论到现代，而搞数学物理的，不消几十年就能把人送到太空。
当哲学家还在争论如何给科学划界的时候，我们甚至做出了能反驳所有人的人工智能系统。以一种艺术家的思想性来说，艺术家们把自己的画画出来，那时候的心境可能是有的，但是其呈现在大众面前的时候，人们可能无法知道，现在大众所使用的 ai 技术完全可以画出不同的作品——根本问题就不是什么画技问题，而是艺术性和哲学性问题——以及作家是否能通过提示词，来让 ai 尽力呈现与自己所想的东西一样的作品——本质上艺术不在于画工，而在于其所要表达的艺术思想价值。
也就是说，美的本质不是表象的美，而是背后艺术思想的美。
文化的本质也不是他所呈现给大众那种艺术性和文学性的东西，而是其背后人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我们很难给创造和解释文化的人文科学给予特定的现实价值——他们确实有助于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和研究，但是这种有助于研究，却并不能让大众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获得感——想象一下，精神虽然需要被满足，但是其被满足远不如经济或者物质满足。——换句话说，物质的满足本身就会带来精神的满足，因为物质的满足，消除了我们所谓的焦虑与不确定性——想想看，当真正的金钱落入你的手里的时候，你心中对钱能不能到手里的焦虑和忧愁就瞬间消失了，这时候，人的精神绝对是满足的，也就是说，物质本身足以覆盖人文领域带给人的精神愉悦——乔伊斯在伟大，其文学作品哪怕真的要让后世评论家忙活三百年，但真的读完一部《芬尼根守灵夜》似乎也不比在积饿时吃完一个馒头令人满意。
不独是中国人，人类的整体角度看，我们的文化是一种绝对的功利与实用主义的，虽然在过去我们产生过很多伦理学的讨论，但是真正被多数文化所接受的毕竟是实用主义，美国的主要哲学体系就是实用主义的，所以近年来不断发展为了世界一霸——从整体变强角度看，实用主义本身是实用的，这就导致理工类的技术科学必然要比人文科学更好——实际上实用主义的成功，反而是促进了实用主义的失败。因为实用主义本身是一种人文理论，也就是说，实用主义为理工学术的崛起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这理论依据也因为理科的崛起而变得可有可无——实用主义就像是海德格尔的工具一样，当它被用到现实中的时候，实用主义便被自身所消解了——那么文科在现实中的衰败，似乎也就有了另一个充足理由。
第三是社会因素。
我之前谈了一些问题，其实有很多也涉及到社会因素，但要真的说到社会因素，我想，还是大众群体没有形成一种有效的价值取向——我们为什么会认为意识形态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要对精神进行洗礼，并且是因为意识形态——舆论引导本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是一种国家治理层面重要的理论依据。所以你会发现，人们日常接触到的文科领域——政治与新闻传播领域，往往是最容易出现错误，甚至是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域。
文科的问题本身有一个，是由于社会因素造成的——当然不是社区把文科变成了那样，而是社会塑造了文科的意识形态，但我们不得不说，有时候，文科还是想要改变社会的，所以往往会有这种情况——虽然有各种高大的志愿，但是显然无法匹配其能力，这必然导致，很多文科理论在现实应用时发生错误、无法解决问题的现象，并且实际的文科领域从业人员，往往也愿意在公众场合露一露面，以试图引导和把握社会舆论。
但光是从舆论角度看，很多媒体展现出来的专业思想甚至还不如一般大众，尤其是当媒体本身作为喉舌时，他所发表的声音如果不能充分表达公众的关切，往往会被认为是宣传性且组织性高于现实性的，长此以往，往往会导致民心渐离——而导致几乎没有人再对媒体抱有好感，这也是当今社会中，自媒体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归根到底是，重理轻文就像是一个传统价值观念的基地一样，不经过一种痛彻心扉的改革是不可能变化的，要是在实际上做不到，而只是空谈理论，比如封一封张雪峰，这就只是像搞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行为罢了——更早，1980 时代社会早已体会到了重理轻文的现实——那时候不是没有想到办法，这归根到底还是与政治有关——理论家也说到了应该重视文科，但这个理论到现在还依然只是被不断提及的理论——这充分说明，不光是社会，甚至整个时代，都并没有充分理解。
我们其实都有一种感觉，文科更像是在讲故事，但是时间一长人们会发现，所谓故事，也不过是延续了我们所谓的文科传统——抄，人生虽然有差异，但是基本上都大差不差，结婚生子死亡，这里的故事有多少差异？所以如果不是创新创作方式本身，故事的故事性早已被掏空了，这导致文科即便有用，也因为其使用价值的替代性太强，而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可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来看，有一个很夸张搞笑的现实是，早期，比如三十年前时，曾有过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叫做科技兴国、科技兴农等等，那时候主张以科学技术发展来给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作为一种根本发展——那时候就有一个现实操作，就是出版了很多所谓科技兴农的书籍，把这些书籍拿到农民所在地方——也就是一些农村、郊区、集镇去做展销，来的当然有很多农民。
可是人们似乎没有想到过，科技兴农，他的一个根本问题不是农民不懂农业，而是农民不懂科技——所以哪怕把技术、科学说得再怎么平易近人，他还是有些壁垒的，也就是说，一个大字不识或者仅仅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是否能读懂术语是一方面，他们是否真的可以借此操作，还是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农民可能根本不能理解或者不愿使用某些科技去种地——根本原因是，人们会普遍认为科技种植出来的东西没有所谓的灵魂与口味。
这里面到底是谁的问题？我看不得不归于文化工作者了，根本原因是，虽然农业科学研究农业现实我问题，但文科学术往往具有一种理想型关系，比如哲学，哲学研究的东西虽然可能是我们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他需要把这问题抽象化，去研究本体论，或者认识论，要知道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往往面临一个困境，就是我们所能得出的关于哲学的一切理论都是理想化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某个现实问题与某种在哲学理论完全契合——虽然我们知道在理工学术上也不可能，但是哲学所研究的现实不具有可重复性，所以抽象的，理想的研究往往是一次性的，他们虽然研究真理，但不能代表真理——哲学上往往喜欢做思想实验，因为其思想的抽象，所以只能以思想实现——也就是说文科可能和理科不在一个频道对话。
那么只要一切有价值的理工研究都必须要经由文科进行宣传和整理，最终都会产生偏离原本意图，甚至，可能无效的状况。更现实的是，在当前社会中，往往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很多所谓的崇洋媚外的人士，或者所谓的恶公共知识分子，很多都出自于文科学术领域——在大学教育中，我们也多次说到，很多现代文科学术都起源于西方，因此造成了一种西方把持了文科领域的强硬现实——这导致即便我们在中国国内上课，也有可能采用全英文的西方教材——这样教出来的学生能咋样。
有人可能会想到大学教育中常见的近代史，毛概，中特社等教育，但是以现在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平而言，这种理论教学形式往往还是滞后的，一旦滞后，他就往往无法引起大众的接受兴趣——也就是说，即便现在在大学里再怎么搞思想教育，本质上也是流于形式——所以你会发现，一些所谓的文科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往往也有不少是出自于某主义学院的高级人才。
第四是制度因素。
说到制度因素，可能就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这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化的，政治的概念，所谓制度因素，其实就是由大一统问题带来的各种状况。当然我们这里只讲两种基本情况。
首先是经由国家统一而延生出来的对于思想的统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大一统意识和现实传统，与西方不同，正因为如此，存在一种历史必然性，就是思想的统一，思想统一往往对于多元文化是不具有多高的忍耐度的，或者即便可以，也不会以官方形式鼓励多元化，因此从汉代以后中国就只有一种儒学思想，配着科举制度的发生，这种现象不断被加强——以至于到近数十年来，人们依然无法摆脱这种魔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有时候我也会说这种话，说明我也是这样的，但我们若是细分析，其实不难发现其谬误性——因为这本质上是一种规训，不单是用法律规训——比如规定以某种思想为指导性的理论依据，甚至在现实中，也不可能让你接受其他思想，否则容易被理解为渗透宣传——因为说到底，任何思想文化本身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观导向和立场性。
所以如果一个新的思想不是原生发端于本国思想家体系，那么必然会有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但是这个问题就很巧妙，我们可以化外为己，甚至是马克思主义都可以被中国化，而成为现如今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这导致我们的现代理论界，如果真的想要有所变化，或者说变革，必须要突破两种思路，第一就是一以贯之——试图达到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幻想。第二就是要有胆量做价值观的批判和反思。
我们之前有多次谈到，实际上现实也多次认识到，所谓的解放思想不能够流于表面，否则容易造成文科的用武之地被不断缩减，最终只能成为某些人的工具，而不是文科本身。在这种大背景下，实际上我们的文科发展也是有限的，哪怕是进步，也只是单线进步，事实上马克思所承认的人类文明的进步，还不是线性进步，而是螺旋式进步，那么我们不得不更深一步研究，所谓的对于文科来说的螺旋式上升进步可能是什么——或者是没有。
其次是经由第一步所谓思想统一所衍生出来的，意识懒惰。
其实这是一种被动的或者说消极的存在，在思想方面，一般人要想体现出其人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能掌握多少所谓的道理，而必须是要充分认识到这些道理不是别人强灌输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依据线索思考的。也就是说，统一造成的思想统一，往往除了让人思想一致外，还就形成一种不假思索的形态。
我们对于思想统一很好理解，比如当思想定于一尊，人们就必须用某种思想作为工具去批判和反思其他一切思想，但是有的人可能反而会认为既然都统一了，何必再那么麻烦，自己只要接受被宣传为正确的理论就好了，这必然导致大多数人往往无法形成自己的思想结构，他们习惯于在某些问题上与大众保持一致，这不一定是坏的，但是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或者说站在更高角度，从人类文明的角度看，恐怕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现在欧陆哲学似乎还躺在古希腊哲学的阴影之下，哪怕今天出现了现象学、诠释学等等新的角度，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路还是那条路，为什么这些古代社会传来的东西他们能够产生精妙的思想体系，但唯独像儒学这种学术体系，归根到底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问题上纷争不休？
归根到底明代末期以来的儒学异变，本质上还是一种道德上的转变，而不是思想性的转变，哪怕明末儒生批判君主制，君主制本身也因为和国家民众之间的关系而受到诘难，却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能从理性角度把君主制的非必要性展现出来，这导致传统，只是一种零星而不能说服大众的信条。
是这个道理，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相比，少得就是论证过程，这就使得，虽然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当别人要想反驳的时候，反而可能以不讲理来对付，也就是说，至少在论辩中，一些传统文化的理论是很难能取胜的。
这两种局面，其实反映出了一种文科制度的制度性危机——本质上文科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精神世界，解释世界的存在的正当性合法性，但是这个工作几乎都被政治所包揽了，也就是说整个文科学术领域的任务和学术目标都被集中到了政治。
当政治决定解释一切的合法性时，实际上他是为了让自己具有合法性，所以政治通过控制思想和社会形态来达到自身稳固的目的——那么所谓文科的命运，几乎都和它绑在了一起，但是也必须要理解的是，政治不是一切的决定者——这边也导致我们可以看到哪怕是再怎么自由的社会，文科也落寞了。
我们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所谓的人真正能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们恐怕也会以娱乐作为主要生活目标，而不是都抱着书，穿着工作服出没在社会各处搞田野调查做社会学研究——因为这不符合大众心态。事实上我们可以想象到，现阶段，文科和理科的现实往往要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当基础设施足够强大的时候，上层建筑可能就剩不下多少了，因为文科的很多科目的诞生，比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但在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问题肯定基本上都不存在，那么依赖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术，也就是多数的文科都不会存在，即便是文学、历史，都不可幸免，我之所以说无用之用，是因为我们需要承认在没有实现终极大同目标之前，整个社会确实需要文科去发现和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问题，但问题解决之后呢？
所以我会说，我们可以理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文科的生存问题，但是文科的消亡是一个必然，没有什么非得要惋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