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任意门》总序
客观性是近代两个知名历史学流派的重要理论基础，他们分别是兰克学派，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或者说左翼史学。在客观性之上，兰克的史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兰克虽然注重客观，但兰克本人似乎没有办法脱离其作为人的意识形态以及为宗教辩护的立场。而马克思主义相对更加彻底，马克思主义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却依然没有彻底摆脱一种唯心主义的观念，在马克思主义这个提倡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却以一种唯一准确的政治正确坚持某种伟光正信念，进而导致其看上去反而更像是一种精神哲学。
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学中具有有效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并未区分客观与评论的双重价值性，即当马克思以阶级立场叙述来批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就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而是政治评价。所以谈论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并不仅仅只是在谈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在谈论政治批判。因此虽然看起来唯物主义提倡客观，但是唯物主义的任何历史结论，都具有基于主观概念及其批判性的意识形态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在兰克史学中，虽然兰克提出了如实直书这样的客观研究的历史基调，但兰克本人做不到，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自我宣传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却无法摆脱使用政治术语解释历史的特性，这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更偏向于对叙事的意识形态化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比兰克走得更远。
这个现实情况，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理论上这个话题似乎很简单，但经验告诉我们这是很难做到的。历史学上有一段著名的争论，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对历史到底是科学还是艺术有很大的分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争论，即便最终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它也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对那些真正对历史感兴趣的研究者而言，历史的本质，不过就是一种时间自然流失所表演的钟表把戏——历史的存在是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时间在目前的理论框架下是不可逆的，所以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便不可再被更改，而具有了客观性，但是这必然会迎来一种困境——客观性，意味着不能以人类的意识形态观念去解释，可人们要理解历史却又必须要以意识形态去解释，客观所代表的科学与意识形态叙述具有矛盾性，却又不得不因为人类需要而交叉融合。
归根到底，历史，甚至是所有人类学科，自从被以所谓人文、社科以及理工之类的学科分类区分以来，人们产生并固化了对于知识的特定偏见，比如认为文理两科是死对头，或者以经济衡量，似乎理科才是未来更值得发展的一门学科，从马克思的经济视角看，在社会大发展时期，由于文科的经济属性不如理工类学科如此巨大，似乎有任其肆意消亡的必要——但是我们似乎搞错了方向，科学与艺术并不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它们虽然有明确的界限，却常有各种交流甚至融合——这并不是要强行将其结合，而诞生怪胎，而是要找会被忽略或者有意错过的本来就不该隔断的研究理论与现实。
尽管如此，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似乎永远挣不脱或者无法达到一个完全正确的点上，如果你是刚开始学习历史学，或许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必须永远被提及的语言游戏——什么是历史——这是从语言角度要对人们所一贯习以为常的历史概念做一个明确的解析，但，恰因为人的不同，观念的差异，甚至受外部的影响，这个概念是不会有一个唯一而准确的回答。
你可能会想到科学似乎被赋予了更多理性价值观，于是科学就像是代表了客观、理性一样，但实际上我们必须要明白，人类社会中一切的认知，都是基于我们的意识，即科学的意义本身是人所赋予的，科学的概念本质上是哲学思考的结果——客观实在性是科学吗？并不然也，任何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即便是再被视为先验的，比如我们认为1+1=2，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先验，因为你可能会意识到加号和等于号都是人类所发明的，用于数学运算中的，通过各种组合得到一个指向客观实在的结果，即我们发明了过程——在这个等式：
1+1=2
之中，1+1是一个运算过程，或者说推理过程，2是一个客观实体——事实上我们发明了通向这个客观实体的过程，因为是一个发明，所以它不具有客观实在的多元性，即当你将两个苹果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所看到的只是两个苹果，而不是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或者二乘以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但你能发现，要计算出 2 这个客观实体，有无限个计算过程，可以用无限个命题达到 2。
这就像是在刑事案件中，我们总是强调动机，事实上动机与一个犯罪分子是否要杀一个人并不是必然的联系，即并不是只有一条，只是在刑事案件中，人们从无数条可能的动机中找到最合理的那一条，因为哪怕犯罪分子确实因为某一个动机杀人，某人的杀人行为可能也有随机性，以及抛去最终动机之外的千万条，在犯罪分子没有交代之前，警方手里掌握的动机，不过是一条最接近真实动机的推测，那么将其带入历史研究，我们也能够深刻理解，历史研究的本质即我们实际上可以知道真实的历史状况，只是因为无法把已经随着时间流逝的真实历史拿出来进行比较，所以只能说无法做到绝对。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一个事实，这种后验的知识，在人类的认知体系中也具有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的特性——科学的概念是哲学性的，具有人的意识形态性——但是科学本身并不具有善恶之分，就像魔法，将魔法分为白魔法、黑魔法，这是基于人的意识，而不是魔法本身具有善恶之分。于是你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科学与人文，完全可以是一个东西——只是他们的外在表现有很大的不同，而方法论却是具有共性的，这也是历史学能够成为，也必将成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只是学科的理由。
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如果只是论客观，历史当然具有客观意义，但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不必然会发生，历史学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这件事是什么事，第二是，是什么促使这件事发生。万事万物都有一个本质属性，哲学在过去也尝试解决本体论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知道本体是什么，却不知道本体为什么是那样的，于是它又转向认识论，我们需要知道万事万物为什么是那样而不仅仅只是了解，万事万物是什么样。
但这些还是不够的，所以近些年来，哲学转向了语言方向，这也促使人们重新去认识和理解作为一种客观，却又不得不被叙事、意识形态以及语言游戏组织解释的历史。我们之前的文章曾经多次提到我自己的见解，这是因为历史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但是它需要依托于时间，时间的本质是对存在的现实反应，因为它是流动的，那么存在本身也会流失，这意味着它无法被找回（理论上）。于是历史的特点，就会和过去分不开，若我们只是把现实的存在作为一种真实存在，而忽略已经流失的存在，那么历史本身也即不存在，但是这是做不到的，或者客观上可以，但人无法将这种过去直接忽视，于是历史也就必然是存在的——其客观性并不体现在其曾经的“现实”，而体现在其被理解为一种存在的过去式，于是历史可以被视为一种客观的存在，但是其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不同，因为历史所描述，是一种存在的过去式，在一些哲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将历史视为一种此在的曾在，所以它的客观性是被削弱的，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已经消亡的事物。
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做一点理论研究，我们知道，人们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认知，都是基于时间，表面上看，我们时时都处于现在，但同时又处于永远在流逝的过去，以及永远在到来（或者说不会到来）的未来。而历史本身即可表述一种正在逝去的现在，那么历史本身必然会对现在造成影响，这构成了曾在——一种历史的表述，对我们现在的存在构成了各种文化、经验、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塑造。关键问题是，这种作为曾在的影响力，本质上也分为两种，甚至更多，因为历史本身虽然对现在构成影响，但是现在对于历史也是有影响的，作为曾在，历史也有远近，随着时间的流逝，新诞生的曾在，对现在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因为时间，距离现在越久，曾在的影响力越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原始社会中存在着所谓的结绳记事活动，但现在我们早已不再以此为工具，在一定时间内，历史本身并不是突然失去的，因为人类社会中大多数可被感知的物自体普遍不具有自毁性，或者说半衰期，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尽管他们会损坏或者磨损，但是在一定期限内，它们会存在着，于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记得最清楚，而千年前的历史，我们只能通过纸张、考古的记录来建构——即曾在是客观的，但是我们又必须要通过现在的各种方法去再现曾在，进而造成反向影响——而被再建构的纸面意义上的另一种曾在，却又会对现在和未来造成影响——这是一个交叉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的客观性是受到了多重影响的，这也是为什么野史、正史中各种问题频出的原因之一。
而历史学本身，实际上是对已经消亡事物的再造，即所谓重新建构一种记忆，历史，作为一种时间的造物，本身具有客观性，但是历史学却不然——历史学并不是研究客观的历史本体，而是通过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所以留下来的曾在的痕迹，去再塑造一种近乎客观的历史的影子，而再去通过对这个历史的影子的研究分析，去掌握一些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信息，而给我们提供诸多方面的价值。
历史本身因其随着时间的逝去而消亡，可能不可复现，于是历史学便诞生了——严格意义上来说，西方的历史学，几乎要等到兰克将历史单独从艺术叙事中拿出来，历史学才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问，历史学依托于历史记录——包括文物古董以及文字文献，文物古董被视为历史的遗物，这实际上也不是十分合理，因为能够留存在现当代的历史遗迹，基本上都是现实存在中比较优异的东西，那么所谓的文物、遗迹、古董基本上也是部分留存遗迹而不是历史的全部，于是这些东西，比如甲骨文被留下，似乎也只是反映了历史的一个边角——这种历史的边角，所反映出来的文明特征，很难被作为一种历史的盖棺定论——比如说发现某些奴隶存在的迹象就可以判断这个文明是一个奴隶制的文明，这个时代就是奴隶制时代——这本质上也是语言问题。
当然，历史文献作为一种记录，却又具有另一种遗憾，历史因为其已经成为过去的特点，要了解他，就必须要依靠一些人类的主观认知，但是当人用主观的意识去记录和书写历史的时候，这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解构——按照一些后现代主义的看法，我们可以结合人的观念看，任何人对于历史的书写，都离不开基于其自身视角的，于是如我之前所言，任何哪怕是实时记录，都免不了必须要陈述某些事的合理性，就有了为其维护的观念，于是记录便成了另一种解构，人们通过记录来解构历史，后人却又通过被解构的历史记录，再去重构或者说建构一种自认的历史图样，那么历史本身就有了至少两种样子。
第一种是我们之前说的客观的历史，它是一种存在的过去式。第二种是我们自己书写，包括记录、研究甚至是戏说的历史。恰如黑格尔所言——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迹与事象本身，另一方面又指那些通过想像为了想像而写出来的东西。（商务印书馆《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 1983 年 8 月版）
不过我们似乎从后现代的一些历史学家以及当代历史研究者的理论体系中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兰克在今天依然有很多追随者，比如作者我，当然，我之所以相信兰克对历史研究的坚持，最根本的因素是，兰克之后的历史学家对其批评，多少有一些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类研究历史的主观性是否构成了对历史客观性的消解，因此而形成了对兰克“如实直书”理想的背叛。历史的书写源于叙述，只要是叙述，就不是纯粹的历史。尤其是后现代史学，往往对于客观这个词有很大的敌意，甚至是误解，因为表面上看，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研究，都不是客观的，即便是马克思，也做不到，于是我们就可以说，客观不现实——但是追求客观并不是兰克的缺陷，却正是兰克的伟大之处——因为后代历史学家似乎将客观当成了一种结果，而非一种研究规范与精神。
20 世纪末搞的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确认文献中记录的所谓“天再旦”字样，将日食作为研究手段，通过反推，把武王伐纣时代定在了公元前 2070 年左右，事实上，我们今天可能也知道，如“天再旦”这种气象，除了日食之外，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许多人或许经历过强对流天气，也经历过白天突然天黑，却不是日食的情况，而且像天再旦这种情况，可能也是附会到那些历史事件上，这也不难理解，试想一下，为什么史书记录的武王伐纣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的情况——按理说虽然武王伐纣的情况是以有道伐无道之举，但毕竟是打仗，要是打败仗的那一天发生了“天再旦”，是不是就不太吉利？所以要是说在武王伐纣那天，正好赢了，于是附会一个看似吉利的天象，或者特别天象，以迎合天意之说，如此下来——所谓文献，还有多少可信度。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是现代历史学家，似乎越是对兰克的客观性提出批评，不过，当你说历史学不可能客观时，是否意味着，你作为历史学家，就要去迎合过去非客观的，以及也不能做到客观的未来历史学研究，而去专门做非客观的历史研究？
这个问题似乎不好回答，因为我始终认为追求客观一方面可以是理想，另一方面却又必须作为一种精神以及实际研究的规范。所以这部作品就诞生了，我们这个作品中的一条主线是探索历史的绝对客观性是否可以实现，过去我们认为理论上不可能，但是，理论不是唯一的，我们通过跨学科分析发现，实际上是可能的，只不过，这种绝对性并不全面，因为我们要研究的重要方向是光，所以我探索了几个重要问题，分别是信息论的几个重要概念、光学理论、量子力学以及时空传送，为此，我给这个系列的作品起了一个很符合被解构的宏大叙事的名字：
《时间与任意门》
我可能会花费较长时间，专注于此次著作中各个理论的证成，所以这是一个大长篇，更新间隔可能长达一季一次或半年一次，本文作为开篇，谨以此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