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 11
我的文章一般都很长，这里说的内容都不是符合主流认知的东西——所以没有必要照单全收，如我所言——你必须保持怀疑，这才是我真正想说的，最切己的话。
最近谈了很多看似哲学意义的话题，似乎忘了我是一个历史爱好者，不是对历史事件的爱好，而是对历史研究思维及其方法的爱好，因此有时我会写一些谈论历史学家和历史学方法的文章，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临时想法，很多内容我是思考了十几年——不过这里还是尽量言简意赅比较合适。在本文发表之后，我将休息一段时间，潜心研究并打磨或者说创作一段民国时期某个组织的“曾在”，不过我不是一个善于写作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这种知识性的东西，带着枯燥和乏味。
中国每年要出版无数的，关于历史的普及类读物，其中真正有学术或者说反固有印象的书不过一二，即便如此，我们读来，都能感到很多材料非常零散，这可能是历史书写中必然遇到的结构性困局——人生的有限性，约束了一个历史创作者一生能够发表出来的文字的数量，他也就注定了很多历史材料，无法真正意义上被人们所用——即便是完全出于功利目的去看待历史信息，我们都未必能真正利用到其中的九牛一毛，更不用说，很多历史材料可能还需要我们去考证、辨别真伪甚至是要求我们打破一些传统意义上被一脉相承下来的固有印象，这个角度看，搞历史的人，决然无疑是任重而道远的。
我们之前多次谈到过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许多困境，我们必须清晰认识到：历史之于哲学，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必须要明确认识的领域，从伏尔泰开始，他已经被无数人改造，被无数理论所形塑，但是始终绕不开一个现代性的议题：一切反对形而上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同时又不得不高调反对历史主义——这种矛盾是允许被存在的——且必须存在——这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要一个稳定的历史解释的规范性论断，而是，同样基于结构性问题，而不得不承认我们自身的有限性。
事实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历史已经成为历史，而是我们今天的任何理论，任何行为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无论今天是否发明了可以终结一切的历史解释理论，这种东西本身也是具有阶段性的，因为历史理论的解释性内容，本身就是基于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那部分，不可改动的内容，那么我们似乎就能理解了，今天的看似完美的解释，再怎么好，也只能解释今天之前的历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完美的解释，一旦完美，一旦解释，他就成了历史。
上面这种局限，实际上是一些历史学家包括哲学家乐此不疲地想办法找到一种所谓的历史规律的驱动力，但最大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这种规律，而是不存在可以解释一切的规律——说历史，说的简单，但实际上历史本身是涵盖一切的，说历史规律，实际上隐含着说是一切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规律——这不是说具体，而是说整体，一旦涉及到整体问题，就必然意味着，所谓规律只能是模糊性的，不是一以贯之的。
所谓历史主义，最大的问题不是他指出了时代局限对人，对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的控制，而是在于他让人错误的为某种野蛮的制度，或者故意制造的恶行进行某种中性意义上的辩护，也就是说，局限性是存在的，但是这不是历史学家们阻止后世人们批判野蛮时代的理由——我们之前也谈到过，现如今，即对赫尔德之后的，包括兰克，马克思他们的历史主义观念的批判的最大因素，是因为我们把过多的社会责任，交付给了历史学家——无疑，历史研究中，最大的事情是要弄清楚过去发生的事，因为历史学家也是人，必然会或多或少从一个人的角度，去感性地为某些历史上可能的恶，做辩护，这本身不足为奇，坏就坏在，因为这样做的人太多了，所以我们实际上默认了，一个历史学家同时是一个历史评论家，历史社会学家和历史政客……，这一点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职能上的僭越。
这让我想到了所谓的横渠四句，中国古代所谓的道学家们把这种责任当做是一种伦理职责，实际上带来了更多价值局限——但我们今天的所有观点，实际上也难免落入观念的海洋中，实际上这恰是一种彻底的沉沦——我们之前说过，哲学实际上没啥用——这不是说哲学不能给我们带来慰藉，而是说，任何哲学，一旦进入人的理性——即哲学材料本身以思想、感性或者就是理性自身所锚定的杂多堆放在人的认识场域，人必然发生内部的，基于先验认知的知性处理——在这个情况下，一切哲学进入我们的认知领域，就不能被还原为哲学——而成为了被二次加工的，“我的哲学”，比如，当你开始学习柏拉图，当你开始读休谟，开始思考笛卡尔，开始认知康德，并尝试理解黑格尔时——你一定面对着巨大的问题：
请问，你读到的他们写的书，真的是他们思想的完整表达吗？答案一定是否的，否则，海德格尔就用不着在自己自用的《存在与时间》上批注了，问题其实很简单，出版即过时，出版即背叛。任何一个能被传播的哲学理念，一定是已经成为了某种固化的理念，它和哲学家强绑定，但是他们的内容却未必是哲学家的全部思想，也就是说可能甚至也是九牛一毛——我们不断学习和发展他的理论，却只能通过只言片语——那么一种理论需要几代人接力去研究和发展就不足为奇了——谁都不知道康德，海德格尔是否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已经想好了要如何回应自身理论中的漏洞，结果是他们死了，他们的真正想法可能就无从被人知晓，那带来的结果是，但凡他们死前忽然认为自己的理论是错的——谁都不知道，谁都在学习他们可能彻底认为一文不值的所谓哲学……
历史哲学，甚至更突出，因为历史学家们研究的是历史，历史学家们对历史做的批判分析和叙述性解释，本身和求真是两个路，因为只有求完了真，后面的解释才有意义——但是解释和批判历史，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自然科学家都可以，而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如果扮演解释与诠释者的角色，必然不能让自己的理论说服所有人，因此我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要细分为研究者和诠释者——单从这个角度看，无论中西方历史的最初的记叙都不简单，也就是说诠释和解释历史发生的合理性，批判不合理，是其一贯的特征，反而是求真，倒像是一个在尝试努力挣脱其枷锁的新生儿——我为此产生一个看法，现代以来对兰克史学的批判虽然很有道理，但是其出发点可能又不尽然只是为了批判兰克的观念，而是对于如实直书、客观研究历史的一种反叛——他们试图重新把历史诠释加之于求真之上，进而满足他们自身对于某种前伦理预设的需求——这样研究出来的历史，会成为一种对当前世界之所以是当前世界的合理解释——假设我们为兰克辩护，我们自己也会成为历史主义者，因为我们必然会说要从兰克时代和他的立场出发——但反之，如果彻底认为应该以一种形而上的价值观去评价，结果也不现实——历史的解释本身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的批判不会成为批判对象——反历史主义本身，无出其右。
在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问题，这通常展现在史料问题的理解上，历史研究中，接触到的史料，往往有一种结构性局限，即一些司法档案——表面上看，现存的古代判案资料似乎为古代社会中司法研究提供了很多原始材料，但是正因为他们是司法材料，他们才具有某种特殊的限制——他们不是反应当时社会整体面貌的资料，而只是反应当时社会中偏负面的社会现象的资料——很多历史学家似乎忘了一件事，就是反映社会面貌良好甚至优秀的东西，往往不会成为档案资料而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这些司法档案，本是“幸存者”，在历史叙事中，他们的存在，往往会形成历史学家的主观片面性历史观察经验，根本原因就如之前说的这样，历史档案不是写日记，不管什么好的，坏的都写进去，因为中国古代历史学家本身都是儒家思想的受用者，这就意味着他们自然而然受到所谓春秋微言大义的思想的侵染，结果必然是，在他们眼中值得作为警示后人的材料会留下来，一些不值得的，除非是对君主和符合儒家伦理的某些好的东西，否则一概都不可能被严肃记录——没有一本古代专门的档案是记录老百姓吃了几顿饱饭的，大多数记录的都会是饥荒、人相食等，这就意味着即便带着所谓“信史”名头的中国古代历史叙述，实际上也不过是片面信罢了——这是结构性问题，怪不上历史学家，但是，没有深刻认识到这种历史缺陷，却实打实是历史学家的责任——这种责任的确实，必然造成历史本身起到的作用，只能成为一种所谓的意识形态的规训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历史。
我们之前谈到了道金斯对人工智能意识问题的惊讶，说实话，如果是历史研究者可能真的不会认识到有这种难题——因为历史学家大概是会有这种所谓判断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人类文明发的过程，实际上本就是一个价值熵增过程，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实际上不能独立于人类的历史而存在——很多人会把人工智能主动反对生成某些人类要求它生成的东西，这种行为当做是它产生意识的一种标志，实际上我们看，人类所不需要的，或者被人类认为有危害的东西，本身就是人类设定的，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这种差别，就好像人看猴子一样，人不会认为猴子不穿衣服是危害，人工智能本身也不会认为人的某些行为不当是危害，这是人规定的，人工智能只是不断的把这些经验训练到具备智能识别危害而已——且不论AI表现出某些有意识行为本身是一种错觉，就算是真的，大概率也是以模仿的人类意识为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会有错误感觉，比如这个AI竟然拒绝回答某些我没有让他拒绝的问题——也不是系统设定，似乎就有了一种有意识感觉，当然这不排除，问题是，AI训练的库，数据，肯定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几乎所有人的，既然如此，你认为的AI主动拒绝你，实际上可能仅仅只是他发现某些训练数据中匹配到你的问题的回答，给出了偏向于拒绝回答的情况——很多问题也是如此。
下次，我们谈谈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