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简单的随笔
鲁迅死于 1936 年 10 月 19 日——按说这篇文章发在今年的 10 月 19 日，也许正好，因为恰是其逝世 90 周年，不过早在 81 年前，也就是 1945 年，鲁迅逝世 9 年的时候，在《新光明周刊》上，开始谈到了民族魂问题——其题曰：“民族魂”，鲁迅。
……
——噢！鲁迅先生，他死掉如今九年了。
——不是么？九年；曾经有无数次繁重的霜雪，而且一场狂戾的暴风雨刚过完了，犹动荡的祖国的土地，哟！虽然鲁迅是死了，但那是肉体，那是躯壳，而活着的却是灵魂，那健壮的美丽的灵魂，会翩翩于整个苦难的国度的天空上。
——是的。“民族之精魂”。
……
不能说，民族魂的概念是在 1945 年才提出的，不过从既有的资料看来，或者说作者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即可判定至少在这之后，民族魂的，冠予鲁迅，才正式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在那之前，对鲁迅的称赞，则更多的将其于其他形式的民族称谓联系到了一起，说明，鲁迅已然是和这个民族有了深刻的联结，就在鲁迅刚去世的那一天，郭沫若在文章《民族的杰作》中，表示了这种认识：
鲁迅先生是我们中国民族近代的一个杰作。
那一年，按照旧时候（以八年抗战为准的时代）的说法，抗战尚未开始——此时北京，或者准确地说——北平，许多人早已经感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氛围的紧张之感，日人尚未打来，城内却并不清净——1935 年，刚刚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不到一年后他就与世长辞了，在论及一二九运动的文章《“题未定”草(六至九)》中，鲁迅喊出了一个，激励人心的标语：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可惜的是，身在北平的周作人——鲁迅之弟，展现出了一种令人无解的倾向——不断开始出现附逆行为，并且终究在 1939 年，显白了自己的真情。我们之前在说，海德格尔，似乎不禁让人联想到了这两个文化界的名人的几乎差不多的行径的荒诞，然而，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周作人，我们相信他们可能都表现出了一副身在其中，不得已的无奈——却又实际上，完全符合其价值理念的本真——事实上，你不难想象，周家与日本人是有极强的关联的，周作人的老婆就是一个日本人——据说，周作人和鲁迅之间的关系闹僵，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受了这个日本老婆的影响——按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周作人来说其实都像是一种回归——只不过，在战时，周作人的行为会产生许多后果——为此得了一个文化汉奸的名头——周作人的小品文和文学评论很出名，但是从这兄弟俩的行为看，其实可堪天地之分。
我之所以最近想到了鲁迅，是因为想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即鲁迅到底是否有用于今日，前不久哈贝马斯去世，让我意识到，在当代真正有影响力和现实意义能够对哲学史产生影响的，将不再那么集中化——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随着科技发展，哲学本身的表现，会越来越抽象——像齐泽克那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分散。鲁迅生在一个世道如此这般的年代，却终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无论是抗战胜利，还是新中国的成立，以至于今天，无数技术和物质的发展进步，始终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社会进步的指南。
借着小说人物，他喊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话——言语上看，就是所谓：“从来如此，便对么？”，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能理解他的思想之后，做了一番对比，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样也是，现如今没有人会反对、质疑鲁迅，反而是有无数想到要为自己冠一个“当代鲁迅”之称谓的人们——鲁迅之所以在今天还被人崇敬，是因为政治的、历史的教化，而不是真的有多少人读了他的文章，认识到自己还肩负有改变社会的责任——根本原因是，鲁迅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敢于在众批判之中剥开云雾，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足够尖锐、足够沉重，如某人说，那时候的人们都评论鲁迅说他：
“全身没有一个细胞是妥协的”
不过我们还是秉持着一个对现象的批判精神要去考虑一些根本的难题：
毫无疑问，对社会以及文化、人的批判是有用的，但在这个方面看，其有用性却并未体现在其对中国人民族思想的改变之上——当年弃医从文的结果是，并未让许多愚昧的国人清醒过来——反而是造就了一批崇拜鲁迅，却依然愚昧的国人——当然这并不有具体个体化的所指，我不是说个体的人愚昧，而是一种民族精神的颓废——从现实角度看，鲁迅的对于社会以及中国人的批判，本质上已然是一种毫无疑义的启蒙——然而启蒙的结果，并不如意，或者不如说，对于中国人而言，启蒙反而是无意义的，鲁迅自己也说了，不做出拆房顶的动作来，人们断然是不可能开窗的——对于相信刀兵强权的人而言，只有思想能打败强权，人们才会去做思想的启蒙——你可能会考虑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的那些伟人，包括鲁迅在内，他们的伟大不是你亲自感受的，没有人会说，他自己认识到鲁迅之伟大，是在读了他的文章之后，自己得出的结论——于是我们不得不下此判断鲁迅之用，即体现在如下几个场景之中：
- 鲁迅之为重要人物，是因为他的身份显然是一个左翼革命作家，在这个名头之下，鲁迅对于旧社会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射向旧社会整个制度的利箭——利箭之对于旧社会制度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正因为他的思想可以成为革命者手中宝剑——在左翼文艺美学中，理念本身具有崇高性，它根基于对于人类未来之畅享，越是对旧时代的厌恶强烈，越是感到革命的伟大——而伟大的革命本身需要伟大的思想去支撑。
- 鲁迅之伟大，可以成为一面旗帜，使其成为唯一一个具有绝对高度的思想家，而不可为任何人追及，因此人们只会说，自己是新时代之鲁迅，而不是超越。换句话说，擎着鲁迅这面旗，在文化方面，是有巨大争议和影响力的——说白了，效仿者并不必在乎其语文真有多少深意，只需有特立独行之高论便可。
- 通常意义上，人的心灵——或者说魂魄，往往被认为是最纯洁的，将鲁迅视为民族之魂，即意味着他代表了这个民族最纯洁的思想，在这种程度下，鲁迅的形而上学意义将远远大于其现实可操作性意义，因此其也成为了一个具有极高文学意义的，教育符号。
当然了，这其实是一种宏大叙事的必然结果——鲁迅是旧时代的人物，自然而言，其批判性意义指向，定然要是对旧社会以及当时的执政者，把鲁迅拔高到无限高，使其具有绝对精神上的静止性，也就是说，当鲁迅成为左翼革命风向标之民族魂时，任何对左翼革命的缺点的批判，都不能从鲁迅这里找到合法性依据——即便可以，也不得不说，得给自己戴上一些安全帽——这里说套倒也不合适——不过事实是——谁，斗胆在今天高唱“中医不过是一群有意无意的骗子”，我看是不想活了——但在旧社会就不同了。
这就意味着，鲁迅的有用性是巨大的，并且是空前巨大的，只不过这种有用性之体现，必然是形而上，宏大叙事的有用，因为鲁迅虽然是左翼作家或者偏左翼，但他显然和左翼的目标是不一致的，从现实角度看，左翼革命运动最本质的信念是必须依靠群众，这个依靠群众，意味着要相信群众，那也必然要求，群众本身是崇高的一个概念——甚至可以表述成人民这个更具有崇高性的名词代称——这就意味着，鲁迅可以大声咒骂旧社会，旧制度，旧官僚，旧时代——唯独不能批判群众——而他，却批判了，且还非常狠——鲁迅甚至对内山完造说，中国人不如日本人认真——在这个角度看，鲁迅在旧社会被称为民族魂，本质上与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魂概念并不一致。
这种关系，他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是——人们永远会怀念与尊敬崇高的鲁迅，却并不会去针对其批判的内容做实际上有意义的改变——更不用说，真正读过鲁迅的人还很少——大多数人知道鲁迅是伟大的，但只是知道鲁迅的伟大，而不知其因何而伟大。这就是说，即便是在鲁迅逝世 90 周年之后的今天，制度的变革，经济的发展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活质量提升，却依然没有改变人们，与旧社会的精神面貌的差异，时至今日，还能看到大街上随时停车下来到路边上一站就哗啦啦撒尿的人们。
于是我们不得不产生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反思：鲁迅的有用与无用将作何解？
很抱歉，我必须使用有用或者无用来去衡量鲁迅他的价值。如果以实用的角度来看，我们无论如何说一个东西是否有用，它本身都是有目的的。人类的哲学自从诞生以来，它就是在一个有用与无用之中挣扎——尽管哲学的思想内容在不断趋近于理性化，进步或者发展——或者更精确说离真理更进一步，但是，哲学的本质并未改变，人类思考智慧并提出了所谓的热爱智慧，根本目的或许无从可考，然而一旦被人说出，啊，你要爱智慧，便只能导向实用主义——那些只有经历过有用无用检验的哲学才有可能被今天的人们反复琢磨，更不要说文化了——你看为什么大多数人知道存在即合理甚至不一定有什么牢固的思想基础，但是一听是黑格尔说的，就马上开始引为圭臬。
倒不如说，在实用主义领域，这里目的性和功利性都是存在的——说它具有功利性，是因为我们通常只会以有用的东西可以装饰我们的生活——哪怕这有用的目的仅仅是一种自我满足——甚至可能仅仅是一种潜意识中的表达。有用本身是功利的，因为一般来说，有用往往也代表着一种道德上的善的方面的有用。并且它是有目的的——所谓有用，即是让一个东西为我之所用，让我成为更完善的一个人。在我们看到的书籍中，有许多是不承认中国存在着哲学的，当然有人不同意，他们会说，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哲学是存在的，因为一些人显然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辩护，即以中国哲学在维护文化以及社会的稳定来作为支持——即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性——但是显然，以实用作为辩护，是站不住脚的——并不是否定中国有哲学，而是实用主义并非完全是理性思辨本身的一种体现，而是更多地以非理性外向存在——也就是说必须要清醒认识到一切实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实用——举例说，一块石头，如果你在旅行时，他肯定是无意义的，你不可能将其放到背包里，更何况那上面还可能有狗屎和泥土——但如果你面对着一条疯狗，显然这石头就有了打狗的用处——中国哲学所面对的辩护即是这样，因为从伦理学角度看中国哲学，反而是抹杀了其伦理属性——伦理学本身是一种偏向于善的概念，但如果只有伦理学，那么社会静止于此，反而导致了伦理上的失误——一切理论本身都必须能解释和检验其自身，这就是所谓集合悖论在思想方面的必然合理性。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哲学中的一切，关于是否实用，或者说是否有价值、有目的，或者说成功地解释一些问题——而存在的那些哲学理论或者解释方法——也就是说，哲学、历史，它们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现实发展。只不过实用主义这个词是一直到现代社会，比如说 20 世纪以后，才开始逐渐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最本质的实用是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的哲学一直处在发展之中，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而不是无意义的哲学。
在谈到关于鲁迅的有用与否问题上，让我不得不采取一个看似会被道德谴责的实用论立场。我的结论是，鲁迅的现实性象征意义，要远比其真正对社会起到的价值大得多。当然，这不是说他一直都是这样，而是说在历史上，他曾经对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变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今天，这个作用如果还能够起的话，那反而倒是一种背叛了。事实上，一些哲学的入门学习者，他们之所以学习哲学，本身就是因为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学的。他们希望对哲学产生一定的认识，然后让哲学改造他们的生活。这种倾向在任何一个关于哲学的讨论论坛上，几乎比比皆是，否则也就不会有人一遍又一遍问哲学是否有用了。
当我们问的是某某人的哲学理论是否解决了某个大的问题时，我们本质其实是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目的，就希望他的理论能够解决那些问题。即便我们不把这种东西，或者说过程称为实用，我们也可能认为它是具有功利性的，或者说目的性的。比如，当一个人追问自己是谁，为什么是他自己时，这种追问存在的效果看上去虽然是在讨论存在问题，但其本质是因为存在者通过了解自己是谁而解答自己如何更好存在的目的。这方面大概是必须要澄清的一个问题。任何一个关于问题的解答追问，本质上都是在构造知识，这个知识的过程就是让我们更丰富的学识。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可能是出于非物质性的目的而去问一些问题，但是最基本的是，这些问题都会成为我们的知识储备——这意味着我们的求知是一种先天的本能。而这种求知，既是一种实用的求知。
一般来说，鲁迅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象征，往往被人们认为是一种标志性意义的中国特定时代的辨识者，即鲁迅具有地标性意义，同胡适一样，具有特别鲜明的意义——从社会变革角度看，鲁迅的文章当然是有利的抨击和提出了社会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的热切愿望，这里甚至包括中国人本身，但我们之所以仅仅认为鲁迅是在旧时社会有效果，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个悖论——大多数人其实受不了批评——现实也是一样的，在鲁迅当时，就有无数的反对鲁迅者与他进行过激烈的论战，假设今天鲁迅不是鲁迅，而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文化学者，对当今社会同样持有批判的文笔态度，恐怕，也断然也会戴上一定公共知识分子的帽子（自那名声臭屁 以后）——因为我们实际上已经指出了，他“全身没有一个细胞是妥协的”——且不说对社会本身的批判，就是批判中国人不如日本人认真，这一条，足够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了——就如同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解构是建构的前提，也就是说，鲁迅必须要存在于旧社会而不存在于新时代，因为必须要推翻旧社会，而保卫新社会——对于一切想要推翻旧社会的人而言，鲁迅的意义就此呈现出来了。
其有用性，在这里是非常巨大的，因为思想的变革需要人去做，而鲁迅首当其冲，但也意味着，当旧社会推导之后，一切新社会的，关于社会性，人性问题的指摘都随着社会的变革而相当然地必然被变革掉，如果你依然要在新时代做鲁迅，则必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任何批判，都只能成为对集体的攻击——结果是，包括柏杨这批人在内，最开始都遭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当然从我的角度看，柏杨其实一点都不冤——这里面涉及到一个更为严重的特殊预设。
柏杨和鲁迅生在不同时代，柏杨的批判甚至更恶劣一些，虽然他的著作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对自身素质的关注，这也不妨说就是鲁迅对于掀房顶问题的一个更为激进化的探讨——根本原因是，即便是鲁迅也一样，鲁迅虽然伟大，但是鲁迅之伟大是基于文化基因，也就是说，鲁迅本身是作家与文化学者，它对于社会问题与人民的各种问题本质上都是基于一个文化学者的观察，经验性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所有领域的专业人士几乎都有一种想要以自己的专业领域去统辖一切的愿望，比如一个经济学家，让他分析社会问题，他必然不会从社会本身的角度，而必然是从经济角度，他们说社会问题的很大，甚至根本原因是经济造成的，经济下行，社会问题就频发——经济上行，社会问题就少，这拿出来分析，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以至于很多人还认为非常正确——但这却又是试图以点带面，换另一角度看，柏杨之所以将中国文化如此贬低，甚至总是以酱缸作比，根本问题不在于说得多么低劣，而是他自己未必能脱离自己的文化人身份去看待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试图以哲学思想去解决社会问题——这就是哲学的根本困难，我们之所以谈到实用主义，本质上是，他不需要什么高深理论，实用本身是接地气的一种现象。
这就意味着，在今天，鲁迅没用了——实用主义的没用，而不是在象征作用上的无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的是，在上层建筑上鲁迅永远是一个——不断会被提起的人物，而在解决现实问题上，人们甚至说都不会说，他，因为说，只能被认为是显摆——且为自己找挡箭牌——想想看，如果你想批判社会中某些恶劣现象时，当你说鲁迅也那么说时，人们会攻击谁呢？
显然有很多理由为鲁迅作辩护，但不能为当代的批判家作。